从鲍林反核看科学家的责任

        科学家在社会批评家(或者用不太宽容的说法,叫做“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中占有不成比例的数量。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策和神话提出挑战。前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美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利奥·西拉特这些勇敢者的名字很容易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他们是始终一贯地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人。特别是在由于核武器的发明而给人类带来灾难后,科学家们被描绘成道德白痴。当你考虑到所有那些有时要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说出反对自己国家错误使用科学技术的言论的人们,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

        比如,化学家莱纳斯·鲍林(1901-1994)在1963年签署《禁止核武器实验条约》的工作中比其他任何人都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该条约阻止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在地面进行核武器爆炸试验。他将反核试验运动逐步推向深入,直至演变成谴责对道德的残暴践踏的运动。由于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因此,他提供的科学数据使人们感到更为可信。他由于对核试验的阻拦,使得美国新闻界在有关他的报道中有意地进行了贬低。50年代,美国国务院取消了他的护照,因为他没有全力反对共产主义。由于他在量子力学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研究成果包括共振态以及所谓杂化轨道等,他说明了化学键与原子结合人分子的化学键的本质,这些思想已经成为现代化学的基石。但是,在苏联,鲍林在结构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被指责为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相违背,并宣布苏联化学家禁止研究他的理论。

        鲍林并没有被这些来自东方或西方的批评所吓倒——实际上,对他的批评一直没有减弱——他继续进行麻醉剂作用的不懈研究,他证明了镰形红细胞贫血症的病因(DNA中唯一核苷酸被其它核酸所取代),并且说明了如何通过对各种有机体的DNA的比较来了解生命进化的历史。他竭尽全力研究DNA结构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沃森和克里克有意地加快研究步伐,在鲍林获得最终结果之前取得成功。他对维生素C的评价至今仍然有效、爱因斯坦在评价他时说:“那个人是个真正的天才。”

        与此同时,他继续为和平与友好而努力工作。当安和我问鲍林他为什么如此热心社会问题的时,他给了我们一个难忘的回答:“我做这些事的目的是出于我对妻子的尊重。”也就是海伦·艾娃·鲍林。他获得了第二个诺贝尔奖,这次是和平奖,表彰他在禁止核试验方面所做的贡献。他成为历史上唯一两次独立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有人将鲍林看做是爱惹是生非的人。那些不喜欢社会变化的人可能很容易接受对科学所持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技术是安全的,容易受企业和政府的引导和控制。但是,纯科学,为科学本身而进行的科学研究,为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对科学不加任何限制,任由科学随意发展,用科学挑战所有的事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纯科学的某些领域是未来技术得以开发的唯一途径,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那么,对科学的这种态度应该被看做是危险的。社会利用工资、社会压力和名誉与报酬的分配等手段,竭力将科学家驱赶到比较安全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介于收获很小的长期技术进步和过多的短期社会批评之间。

        很多科学家不像鲍林那样,将他们的研究工作看成狭义的科学。他们认为,参与政治或参与社会批评不是脱离科学生活,而是科学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在执行曼哈顿计划时,二战中美国成功地赶在纳粹之前研制出了核武器。一些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开始有了保留意见,当这些武器的巨大威力清楚地显示出来的时候,对这种武器的保留意见也就越来越多。有些科学家,如,利奥·西拉特、詹姆斯·弗兰克、哈罗德·尤里和罗伯特·R·威尔逊等,竭力引起政治领导人和公众(特别是在粉碎纳粹之后)对即将出现的军备竞赛的危险的注意。他们非常清楚地预见到这种军备竞赛将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其他人认为,政策问题不是他们应该管的事情。恩里克·费米说:“我是为了作出一些发现才来到这个地球上的,政治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与我无关。”但是尽管如此,费米还是被爱德华·泰勒所鼓吹的热核武器的危险所震惊,他与其它科学家联合签署了一份著名的文件,敦促美国不要制造核武器,他将这种武器说成是“罪恶的”东西。

莱纳斯·鲍林

        我在此并不是想指责某位科学家屈服于人类的某些激情,而是想重申这种新的责任:握有权力的人必须与科学团体的道德关注和关心程度相辅相成,必须建立在最广泛的对公众进行的科学与民主重要性的教育基础之上。

        科学使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成为现实,这就要求科学共同体对道德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还要把科学和民主的重要性最广泛地贯注到公共教育中去。

—–摘自《魔鬼出没的世界》李大光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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